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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的国家未成年人互联网信息研究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人网民规模为1.75亿，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93.1%，城镇未成年互联网普及率达到93.9%，农村未成年人达到90.3%。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未成年人首次接触电子产品的年龄在不断下降，经常玩手机会对孩子造成哪些不良影响呢？

  大脑发育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简称NIH）目前研究的领域包括了使用电子产品会对儿童产生哪些影响。根据他们发布的研究结果显示，重度使用智能型电子产品玩电子游戏的儿童，脑部“纹路”出现了变化。数据显示，每天超过7小时使用电子产品的儿童，大脑皮层有过早变薄的迹象。大脑皮层又叫做大脑灰质，因为在大脑的表层所以被叫做大脑皮层，大脑皮层中含有大量神经突触。我们学习知识就是不断建立和强化神经连接的过程，本质上是让大脑皮层的表面积变得更大，厚度变得更厚。

  神经科学将大脑皮层分为四个脑叶，分别是额叶、顶叶、枕叶和颞叶，这四大区域都是负责学习能力和决策能力的区域。在2019年未成年人网民上网学习的用途中，有89.6%是用于网上学习，用于听音乐、玩游戏、聊天和短视频的比例分别是65.9%、61%、58%和46.2%。也就是说除了必要的学习用途，未成年人使用手机上网的频率是很高的，像游戏和短视频这样的娱乐方式，是碎片化的，也是被动接受信息的过程，不利于大脑主动学习。

关于大脑研究的脑科学指出，人的大脑具有可塑性，大脑的第三个发育高峰是12岁至18岁，学习意味着大脑神经连接的增多、大脑皮层的密度更大、结构更加复杂。我们经常会把表现优异的孩子称为聪明，实际上我们忽略了这些孩子不断塑造大脑的过程。经常玩手机和很少使用手机的孩子在10年后会被我们以刻板印象中的聪明与否做出定义，实际上我们忽视了中间10年的学习状况。

  棉花糖效应

  认知心理学中有个术语叫做“二元处理机制”，看过《思考，快与慢》的读者能够明白二元处理机制就是该书作者提到的系统一和系统二。二元处理机制指的是人们思考问题有两种思考方式，一种是深度思考，也就是需要大脑进行分析处理的思维活动；另一种是凭直觉做出判断。认知心理学家指出，人们倾向于使用直觉做出判断，而不是深度思考做出决策，他们称呼这种现象为认知吝啬。熟知互联网传播内容和方式的人都明白，互联网是一个简化思考的过程，例如在微博中发生争论，双方习惯贴标签代替思考，比如说“女权”这个词语就是在互联网中被滥用的词语。这意味着高频率使用互联网的青少年更加偏向于现象到结论的直接判断，他们的推论能力是非常受限的。人类的思考活动是主导一切学习能力的基础，这代表着经常使用互联网娱乐的青少年在学习能力、注意能力、反应能力等等各方面的能力都是远远差于不热衷互联网娱乐的青少年。经常玩手机和不经常玩手机实质上是斯坦福棉花糖实验的“变式”，习惯会导致人们拥有不同的行为偏好。经常玩手机的孩子会走向恶性循环，因为玩手机导致大脑懒惰，大脑懒惰导致难以学习，难以学习导致热爱手机。

  玩工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社会学家对相关现象做了非常多的研究。在1977年达拉斯·斯麦兹提出“受众商品论”，这个理论指的是媒体免费提供给观众的内容只是用来吸引受众的免费小菜，媒介真正生产的是受众的注意力，通过将此种“产品”打包卖给广告商来获利。也就是说社会学家理解的互联网发展趋势是资本通过生产娱乐，来从普通人身上获取利润，消费主义是一个典型的代表现象。玩工这个概念来自于朱利安·库克里奇提出的“play labour”，这个术语指代的是通过互联网玩游戏的人。在娱乐的同时提供了一种免费劳动，这种免费劳动被用来帮助资本逻辑在新型网络社会中进行新一轮的圈地运动。互联网的低龄化意味着有越来越多的未成年人成为玩工，典型表现就是未成年人热衷于为游戏充值、为主播打赏，即使未成年人本身不具备消费能力。但是未成年人对于游戏、短视频的时间和精力投入，本身就是在成为玩工的过程。经常玩手机的孩子意味着他将来也会被娱乐媒介引导，成为《娱乐至死》中的典型代表，缺乏判断力，排斥独立思考。

  父母学历与儿童玩手机的频率

  父母学历和儿童玩手机的频率呈现负相关关系。父母的学历越高，其允许儿童玩手机的时间就越少。从客观上看这是因为高学历的人对于大众传媒的劣势有着更加清晰的认知，但是这不足以证明为什么有些孩童热衷玩手机。有些孩童不热衷于玩手机，目前我们国家未成年人拥有自己的手机的比例大约为60%，即使是低学历的父母也明白玩手机的坏处。该如何解释在父母抑制下，这部分儿童反而对于手机拥有更多的执念呢？答案是父母营造的环境。低学历的父母虽然强迫孩子用手机学习，但是他们本身缺乏阅读、学习等等良好的习惯，反而非常热衷于使用手机娱乐。经常玩手机的孩子和不经常玩手机的孩子在日积月累的不同行为习惯下，认知能力和情绪能力都会不断呈现两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