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初期(1912~1920)，中央政权受制于北洋军阀，政权频繁更迭，军阀混战，社会动荡。
民国7年(1918) 下半年，南北军为争夺莆田地盘，展开拉锯战，互为攻守。不论南、北军，所到之处，都骚扰民众。9月上旬，北军派耿锡龄团经海路至三江口登陆，驻扎涵江。11月上旬，粤军(南军) 第2军军长许崇智率大队人马从梧塘方向进攻涵江。驻扎涵江的北军耿锡龄团程、崔两营在黄巷坡(今国欢镇黄霞村)布防。粤军发动进攻，占领黄巷坡，程、崔部退守塘北山。次日，塘北山又失守。程、崔部退人涵江镇内，与粵军周旋。程、崔部听从涵江士绅的授计，伪装埋伏，引敌深入。粵军果然中计，从国欢坡向卓坡方向进攻途中，遭到北军截击。许崇智亲上前线督阵，把北军击退，占领国欢坡，并与塘北山联成一块，形成“兵临城下”之势。
这一仗，粤军伤亡10多人，支持粤军的民军伤亡14人，北军程、崔两营死亡20 多人，群众伤亡20 多人，许多民房被烧毁，千年古刹国欢寺、上生寺也被焚毁。这一仗算是涵江镇千年史上伤亡最为惨重的战事之一。
民国10 年(1921) 之后，涵江镇及周边一二十里地域范围内，社会较为安定，为商贸的继续发展提供有利条件。在此后的20多年当中，涵江商贸发展迅速。全镇各类商店增至100多家，比清末增加三倍，形成以豆饼、桂圆、纱布、京果和轮船五大行业为支柱的商贸特色和优势。尤其在抗日战争期间，涵江三江口港作为全省沿海惟一不受封锁的港口，一度成为福建沿海与外埠交通的中转枢纽站。民国闽海关在设立涵江支关的请示报告中称：“关(海关) 因榕、厦两地抗日期中奉令封锁，闽省全部货物集散胥赖涵江，其税收数字一度跃居本省第一位。”
三江口港轮船穿梭，客商云集，不仅莆田、仙游人聚集在涵江做生意，连上海、宁波、福州、温州、厦门、泉州等外地商贾，也在涵江跑生意。那时，霞徐陡门头、新开河、延宁新桥头、海岑前等装卸码头，桅樯林立，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繁忙不息。
海边驳岸、宫口河两旁、卢埕东方二十五坎店等处，货物堆积如山。仅蔗糖、桂圆干等土产品之输出，年约60万担。境内先后组建鲲南公司、大同商行、义太船行、振安公司、限安公司、宏安公司、福生船务行等10 多家从事海运的船务公司，购买或租用的轮船共40多艘。三江口港对外航线除原有至上海、宁波、温州、福州、泉州、厦门以外，又向北延伸至连云港、青岛、烟台、大连等港，向南拓展至汕头、广州、香港等地。三江口港的交通和涵江的商贸，盛极一时，故有“小上海”之誉。
东方廿五坎
涵江的兴盛带动周边地域，邻近的梧塘、江口等地，其商贸也同步发展。其中发展较快的是梧塘。梧塘地处山区萩芦、新县、庄边、白沙、大洋和永泰通往涵江重镇的咽喉地段，山区出产的木材、竹、薪、炭以及竹木制品等大宗山货，大部先运到梧塘集中，再转销莆田、涵江等地。每天进出梧塘的“山里人”、“山里嫂”在500-1000人左右。其时，在梧塘镇总长近300米的横街、直街两条街道上，开有16个门类、126家店铺和摊点。其中，经营规模较大的商号有: 粮油杂货类的永和、永盛、水兴、瑞泰;纱布百货类的裕大恒、云章; 酱菜类的永美、鼎盛、元发、福源;糕饼面食类的万裕、瑞春，水产品类的协茂、和记等。梧塘“墓亭池”更是形成每天上市200~300担的薪炭市场。在乡村，则形成林外街、沁后街、松东直巷街、九峰新店前、漏头桥头等小集市。
梧塘人素以经商闻名。民国时期，沁后蔡红招、蔡文明，溪游程文铸，霞楼林元芳，梧梓苏承棋，西庄林亚乞，后林康天云，东福梁超元等，均以出色经营成为涵江、莆田城关知名的商家。梧塘商人还走出兴化，足迹遍布福州、闽北、宁波、温州、上海、苏州等地。他们大多经营莆田土特产桂圆干、糖及百货、南北京果、烟叶等行业，其中以桂圆干行业为最。如东南村商人连焕堂在上海开设桂圆行“连捷春号”，因货真价实，享誉上海滩。当地医师开处方时，只写“捷春”几粒，中药房便知是兴化桂圆。
桂圆干
据不完全统计，梧塘商人仅在苏(江苏)、浙(浙江)、皖(安徽) 三省开办商号147家，从商人数不下5000人，其中主要为东福、西庄、沁后、霞楼、漏头、九峰、松东、松西等村出外经商的人。从中出现好几位富商，如东福村林文兰(俗名阿九)、在上海拥有2 家商号，并开办申庄(即代客办理买卖、转运货物的货栈)，还兼13 家商号的股东。每年经营桂圆千几千担，糖一万多担，其他南、北货数额更大。又如松西泗州“芳来号”，资本雄厚，经营规模庞大。每年头水(首批) 桂圆干运到上海后，许多莆仙籍桂圆商自认不是竞争对手，不敢擅自开盘定价，大家都要等“芳来号”开价后，才随价销售。该商号又利用其雄厚资本，从上海采购大量棉纱和布匹，运回涵江批发销售。芳来号在涵江拥有40多间店铺和商行的房产权，成为梧塘乃至涵江有名的富商。
江口商人亦以后来居上之势，称雄商埠。如清末民初的林天益商号，在江口设站收购龙眼，加工焙制后运至湖南、湖北等省，设庄批售；又从当地收购鞭炮、夏布及其他土特产，回本省销售，获利甚丰，因而迅速发迹，富甲江口。
早在明清时期，便有少数邑民渡海涉洋到东南亚各地谋生。民国元年(1912)，涵江基督教徒方家明带领莆田(包括涵江) 教徒100 多人，前往南洋沙捞越诗巫创建“兴化芭”垦区。
随后，许多在家乡无生计的青壮年，被迫离乡背井，远度重洋，到南洋出卖苦力，从事垦荒、种植橡胶园、开矿、修路、装卸、拉人力车等繁重体力劳动，其中不少人死于劳累、疫病。从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邑民平均每年出境上千人，其中以石庭、后郭、江口、桥尾等地为最多。这些华侨凭着勤劳的双手，在侨居地顽强地生存、拓展，其中许多华侨赤手空拳开辟出一片新天地。
如江口东源华侨姚为祺，从最初当“猪仔”，做苦工，几经拼搏，后在吉隆坡开设脚踏车修理铺，再发展到创办公司，成为东南亚华侨中实力雄厚的车辆修理公司。同村华侨姚万丰、姚丰隆同样靠经营脚踏车(自行车) 发迹，先后在印尼锡江、泗水、巴城等地创办“万丰隆”公司，成为南洋华侨富豪。祖籍江口镇新店村的著名华侨实业家李文正，其先祖于清末赴印尼谋生，李文正秉承父辈勤劳家风，奋力打拼，成就一番辉煌业绩。至20世纪70年代，李文正先生创办的实业涉及金融、房地产、贸易、航运、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系印尼十大财团之一。并成为世界华人、华侨最具实力的富豪之一。
李文正图书馆（东南大学）
涵江籍华侨素以爱国爱乡著称。他们事业有成后，时刻关心祖国的命运和家乡的状况。尤其是八年抗日战争时期，许多华侨捐钱捐物，支援祖国抗战。如华侨书画家陈鹤在新加坡、柔佛等地，创作诗画，宜传抗日。还把举办个人书画展的义卖款，捐给祖国抗战。有的华侨还投身战场，以血肉之躯捍卫祖国领土，如陈阿清、王阿六等华侨，毅然回国参加西南抗日运输队，冒着被日机轰炸扫射的危险，把物资运到前线。还有连文瀛率领华侨先锋队，在硝烟弥漫的缅甸战场上抢修滇缅公路，为打通国际救援通道而出力，其中有10多名华侨英勇牺牲。
滇缅公路
爱国华侨还为家乡公益事业慷慨解囊。姚余珊捐资创办江口东源初级小学。陈耀如捐建涵中中学(今莆田六中)一院教学楼。程文铸在家乡创办蒲江小学，旅居印尼巴城的江口籍华侨集资创办江口锦江中学等等。
抗日战争期间，辖境虽未沦陷，但日机狂轰滥炸，残杀无辜，以及经济封锁、交通中断，也给平民百姓、百工百业带来空前灾难，其罪行罄竹难书。最残酷的要数民国28~30年(1939~1941)，日军飞机多批次、多架次轰炸三江口、涵江、镇前桥兜、塔桥等地。据史料统计，这三年中，日机共8次、40多架闯入境内，致平民死伤34人，连老人、小孩、尼姑、残废者亦惨遭杀害。又炸毁民房198 间，镇前宁海桥、塔桥观音亭、涵中中学校舍亦部分被炸。商船也被炸毁多艘，货仓、码头均严重受损。其时，为保障师生安全，涵中中学被迫迁至黄巷(今国欢镇黄霞村)涵江镇内铸新小学、培原小学、沙坂小学、三江口小学、县立中小学均被迫转移周边偏僻农村上课。镇居民也纷纷“跑反”，即白天跑到乡下暂避，晚上回涵住宿。涵江有些商家则把货物转移至乡下租用的仓库。因福厦公路桥梁多数毁坏，陆路交通中断。凡此种种，对涵江商贸活动造成相当大的影响。
20世纪20 年代后，由中国共产党点燃的星星之火在涵江及周边农村、山区撒下革命火种。民国19~21年(1930、1932)，中共莆田县委机关驻地在涵江镇，组织领导全县的革命活动，使涵江一度成为莆仙革命活动中心。
民国16年(1927)，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党政权疯狂镇压中共领导的革命组织和活动。中共党组织机关被迫转移至山区白沙、新县一带。民国17 年(1928)，陈天章在家乡新县外坑组织农会，建立党组织。民国19年(1930)，闽中红军第二〇七团退出白沙澳柄，转移至外坑，在此地开辟新的根据地。同年11月，在外坑成立莆田、仙游地区第一个苏维埃政府。又在外坑组建中共闽中特委，王于洁任书记，陈天章、郭寿銮、蒋声等为委员。随后，把红军二〇七团改称福建红军游击队第二支队。
闽中特委的成立，使莆田、仙游、福清、永泰、惠安县的革命活动纳入统一的领导，标志着闽中革命斗争进人新阶段。红军第二支队相继在外坑、梅洋、溪底、洪里一带，建立农会，颁布《土地条例》，着手进行土地革命，开展反霸、抗租、抗税斗争。星星之火在广业山区已成燎原之势。12月下旬，恐慌万状的国民党反动当局急忙调兵“围剿”。面对驻军林寿国旅和地方民团800 多人的四面围攻，红军馆二支队顽强抵抗，终因寡不敌众，除部分主力队员突出重围外，陈天章、汤军等6人负伤被俘，最后凛然就义，用鲜血和生命谱写闽中革命史上悲壮的一页。
然而，火种是不会熄灭的。革命志士前仆后继，踏着先烈的血迹奋然前行。在邑境的城镇、沿海、农村、山区，革命斗争仍如火如荼。主要的战斗有：民国33年(1944)2月，中共闽中特委书记黄国璋率领武装战士15名，化装潜入设在涵江保尾的交通银行，不费一枪一弹，缴获法币400多万元。民国35年(1946)1月，闽中人民游击队13人在江口上林亭截击国民党押运现钞的运输队，打死7名国民党兵，缴获现钞3850万元，游击队参谋长叶良运在战斗中英勇牺牲。民国38年(1949)，闽浙赣游击纵队闽中支队领导林汝梁、康金树、张坤率领20 多名队员，经梧塘至涵江塘北，智袭驻扎在下洋的国民党涵江镇公所，缴枪25支。
从民国35年(1946)开始的解放战争中，历史又一次把解放莆仙的大本营设在邑境山区。1949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闽浙赣游击队闽中支队司令部迁至大洋。在全国解放战争强大攻势推动下，大洋根据地迅速壮大，游击队及民兵总人数超过1800人。7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9军侦察营直指大洋，与闽中游击队胜利会师。7月底，国民党当局纠集盘踞在莆田、仙游、永泰、福清县的残余军警和民团计3000多人，从3个方向围攻大洋，激战3天后败退。后又集合散兵游勇千余人，进攻新县、白沙澳柄、大洋灯炉寨，同样又被解放军和游击队迎头痛击，狼狈而逃。8 月初，邑境山区全部解放。8月22日，千年古镇涵江迎来“解放区的天”，苦难的邑民同胞终于翻身当了主人。从此，涵江历史翻开新的一页。
